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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后的头10年里，由于左倾的革命思潮仍占主流，国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占据主导地位。革命后，伊朗开展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大企业被收归国有，实施国营经济，只有小工业仍留在私人手里。随后又在农村搞土改，解决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并且推动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缩小贫富差距。为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实行补贴经济，国家开支的四分之一用来补贴穷人生活，涉及面包、大米、食用油、电等。国家几乎控制了生产、交易和分配各个环节，通过行政权力落实教所要求的社会公平。21世纪初，伊朗政府的20个超大规模的部委雇佣85万名公务员，政府、准政府部门控制国家经济的 80%，国家控制一切、提供一切、管理一切。

　　但是，国有、国营、国家配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同经济的基本理念不合。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商业自由。伊朗宪法把经济分为国家、集体、个人三大块。“既不要东方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要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经济。”中小商人一直是共和国重要的支柱力量之一，政府同中小业主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伊朗被美国学者称为“中产阶级共和国”，首届议会中70%的议员来自中产阶级。

　　在最初的革命热情过去、两伊战争的特殊状态结束后，伊朗把私有化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以调动经济积极性、刺激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朗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济改革，目标是由国营经济向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和多元化经济发展。但是改革总是走走停停、进两步退一步，国家机关依然是伊朗经济的主要控制者。2006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政府职能要从拥有、经营企业转向决策、指导和监督，要让私营和集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当年年底，哈梅内伊做出裁决，要求银行、矿业、运输业私有化，这些行业占政府经济资产的80%。

　　不过，由于既得利益者百般阻挠，也因为社会保守力量反弹，更因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没有变化，私有化进展缓慢、效果不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半国营的基金会开始在伊朗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2000年以来，革命卫队的经济功能显著增加，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远远超过政府部门、基金会。不论是基金会还是革命卫队，背后都是政府控制，只不过属于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府部门，经济改革只是把经济控制权在政府的左右手之间转移。

　　基金会是半国营的慈善机构，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不需要公开财务账目，也不接受议会监管，因此基金会的资金数目是一个谜。据估计，基金会鼎盛时期的经济规模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左右。同其他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一样，基金会在伊朗不仅享有免税权，还在进出口、税收、贷款等方面享有其他各种特权，甚至拥有多种特许经营权，并且在全球投资。在私有化过程中，基金会大量购买国营企业股份。如果不对基金会进行改革，经济改革就不会有实质性意义。

　　革命卫队是霍梅尼1979年创建的一支武装力量，后来逐渐涉足经济活动，最初参与两伊战争后的重建工作，目前已经介入能源、电信、商业等多个行业。据西方人士估计，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约占伊朗GDP的1/3至2/3。革命卫队有自己的企业，也通过基金会来活动，革命卫队与基金会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宪法44条对国营企业所有权的限制，革命卫队为了合法拥有企业，经常通过幕后操纵掌握公司的所有权，外界很难确认哪些企业由革命卫队控制。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在伊朗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2006年7月以来，伊朗允许石油、银行、电力、保险、交通等战略产业通过股票交易市场发行高达80%的股票。2013年前，伊朗计划将50家国营能源企业私有化，总资金达900亿美元。但是，批评者认为，政府把财富从左手转到了右手，由国营企业转向了半国营的基金会和革命卫队。2009年9月，伊朗最大的电信公司私有化，革命卫队下属的公司收购其总值80亿美元中51%的股份。伊朗石油收入的大部分被用在了国营企业和社会补贴上，私营企业既得不到国家支持，又面临基金会和革命卫队的不公平竞争，生存困难。

　　1997年哈塔米上台后，在对外开放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哈塔米明确提出，孤立和敌对不能保证伊朗的政治经济独立；恰恰相反，建立正常的对外交往才能保证独立。哈塔米的观点是，温和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需要同步进行。但即使是在最开放的哈塔米时期，对外资的恐惧仍占主流。这一点上，伊朗最高领袖、哈塔米政府、议会意见基本一致。2002年，伊朗颁布实施《吸引和保护外国投资法》，允许外国投资扩大到除石油工业以外的所有工业领域，不再严格限制投资比例，并允许投资者把本金和利润自由汇出境外。然而，200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37号决议制裁伊朗，政府内支持对外经济开放的声音消失了。

　　在伊朗各股势力都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时候，美国也努力把伊朗孤立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伊朗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共和国建立以来财政收入的60%至85%来源于石油工业。同时，伊朗工业落后，石油开采设备老化，需要大量投资、技术。因为国内生产能力有限，伊朗30%的成品油依靠进口，1/3的食品需要进口，大部分工业品也需要进口。这是伊朗经济的三大软肋，也是伊朗经济独立的主要障碍，美国与伊朗经济斗争的主战场就在这三条软肋上展开。

　　2010年以前，美国并没有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投资制裁，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因投资伊朗受到制裁。2010年9月开始，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投资、贸易制裁，使出了撒手锏，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不断加码的单边、双边和多边制裁加剧伊朗经济困难，能源制裁已经使伊朗减少50%以上的石油出口，运输、金融、货币贬值可能使伊朗商业成本上升40%。受制裁影响，伊朗失业率高达15%，通货膨胀率达20%，食品的通胀率达50%。但制裁并没有改变伊朗的外交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朗领导层加速分裂、伊朗政权基础受损。

　　面对国际制裁，伊朗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采取两手措施应对。在国际上，寻求新的贸易、投资对象，加强同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投资合作。在国内，伊朗推行经济改革，改革补贴制度，继续推进私有化。美国限制国际社会向伊朗出口成品油后，内贾德决定逐渐停止对国内燃油的政府补贴，这项补贴占全部财政开支的15%，每年约50亿美元。同时，政府决定向全国7000万人每月发放40美元的现金补贴，每年需要450亿美元。实际上，这项改革不会减少政府开支，但是可以减少对燃油的需求。2011年 4月3日，哈梅内伊和时任总统内贾德用“经济圣战”描述伊朗与西方之间的斗争。尽管伊朗领导人没有提及经济制裁的具体影响，但是“圣战”一词足以说明形势之严峻。

　　革命后，伊朗政府一直在“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之间、“经济开放”和“经济反制裁”之间挣扎。社会公平、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都是共和国想要的，三者最终也都是为政权服务的，哪一个因素更重要取决于其对政权生存的重要程度。两伊战争结束后，当经济困境成为国家的最大挑战和威胁时，政府先把社会公平、经济独立放一边，优先调动经济活力，主动吸引外资，因此出现近十年的经济改革时代。克林顿政府曾将哈塔米称为“伊朗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最终却发现“哈塔米没有打算牺牲政权来推进改革”。当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涉及政权存亡时，改革停滞了。随着社会公平问题再度突显，内贾德出任总统后反其道而行之，把经济发展晾在了一边。

　　有伊朗学者指出：其一，革命是过去150年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核心特征是对抗外国、反对西方，因此革命的领导人物不可能是国际主义者。其二，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兼容。其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共和国的经济独立目标不相容。伊朗政治体制的上述三个本质特征决定，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伊朗经济改革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时期的技术官僚曾探索在保持政权本质不变的情况下，推进市场经济，改善与邻国关系的道路。哈塔米担任总统时期的改革派也主张，在不改变政权性质的前提下，建设包容、民主的政治体系，同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

　　鉴于美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伊朗国防战略的支柱。这意味着伊朗不愿同美国、以色列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否则军事上处于弱势的伊朗就会陷入被动。为此，1979年共和国建立后，伊朗一直在以色列周边培植反以色列武装组织，最终形成“抵抗轴心”。然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这个基本逻辑变了。在伊朗没有御敌需求的情况下，黎巴嫩与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为保护，伊朗被迫同以色列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而以色列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把战争推进到伊朗家门口，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失灵。伊朗需要思考，是重新武装回归“代理人战争”，还是改变国防战略依靠自己的国防实力，甚至包括核能力，改变自身的安全处境。

　　1979年以来，美西方一直对伊朗实施不同程度的经济制裁，伊朗的应对之策就是“抵抗经济”。“抵抗经济”的核心是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在此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严厉制裁，2019年后升级为“极限制裁”，“抵抗经济”面临最严峻考验。迄今为止，伊朗经济虽说经受住了生死考验，但也仅仅是刚刚过了生存线。对此，时任总统莱希在波斯新年致辞中说，经济是伊朗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软肋，经济和生计困难是生活中痛苦的一面。当天，哈梅内伊在会见客人时也表示，“只有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协调才能解决伊朗的经济困境。

　　“反美国、反以色列”是伊朗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伊朗外交的主轴。但是，缓解伊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又离不开美西方，这成为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矛盾。回顾伊朗意识形态基础的发展历程，反美、反以并非不可动摇之本。共和国建立之初，伊朗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强调的是伊朗的独立性、独特性，而非反美反西方。然而，国际和地区政治的演变逐渐让伊朗与美西方对立，形成不可调和之势。其间，伊朗数次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均没有成功，最近一次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目前有民调显示，78%的伊朗人认为外交政策是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三分之二的人希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伊朗同美国的关系，也到了又一个历史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