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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恰逢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周口日报《文脉悠长·周口文化人物》栏目采访组特聚焦这位西华籍法学大家。采访过程中，武汉大学法学院给予鼎力支持与悉心协助，不仅提供了诸多珍贵史料，更给予专业学术指导，谨在此致以诚挚谢意。作为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马克昌先生以一生之力拓荒刑法学疆域、铸牢法治之魂，用学识风骨为中国法治进程刻下深深印记。其事迹与精神，更是故土周口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值其百年诞辰之际，回望先生的铿锵足迹，既是对乡贤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其精神的赓续弘扬。愿先生之志薪火永续，照亮中国法治事业砥砺前行之路。

　　马克昌（1926.8—2011.6），河南西华县人，当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并称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他曾担任、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的辩护人，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工作，与韩德培教授共同牵头重建“文革”期间被撤销的武汉大学法学院，1986年出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重铸“珞珈王牌”，培养的毕业生多成为刑法学研究及实务领域的中坚力量。其著作有《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等，斩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学术奖项，在法学界影响深远。

　　编撰过程中，马克昌秉持“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既扎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梳理总结典型案例与经验，又借鉴国外先进刑法理论成果，反复推敲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条款。为确保教材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他常常埋首图书馆，查阅海量文献资料，与编撰团队成员彻夜研讨，对有争议的知识点逐一辨析、达成共识。1982年，该教材正式出版，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刑法学体系，清晰界定了刑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及犯罪构成、刑罚体系等核心内容，为高校法学专业教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框架，填补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空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曾评价：“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开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的道统。”此后数十年间，这部教材被广泛采用，成为刑法学领域的经典入门读物。

　　马克昌深知，刑法学研究需要不断深化、拓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他将研究重心转向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系统梳理，牵头主编了《犯罪通论》与《刑罚通论》。这两部著作被誉为“刑法学百宝书”。在《犯罪通论》中，马克昌打破传统研究范式，结合丰富的司法实践案例，对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等核心问题深入剖析，提出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刑罚通论》则聚焦刑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刑罚的目的、功能、种类以及量刑、行刑等问题系统阐释，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两书出版后，迅速成为刑法学研究的典籍性文献，几乎是每一位刑法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资料。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赵秉志等评价道：“这一体系在宏观上对我国通行的犯罪论体系有所突破，在微观上对通行的犯罪论体系作了发展。”其学术影响力跨越数十年，至今仍在刑法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昌学术视野开阔，不仅深耕国内刑法理论，还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填补多项学术空白。他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学》，是我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刑事政策的专著，首次系统梳理了刑事政策的基本理论、发展历程与实践应用，为我国刑事政策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刑法学说史的论著。在该书中，他通过梳理西方刑法学说的发展脉络，介绍不同学派的核心观点，为国内刑法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与借鉴。此外，他主编的《刑法学全书》，迄今仍是我国刑法学者引用最广泛、最权威的巨型工具书。他所著的《经济犯罪新论》，为我国经济犯罪理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并荣获中国图书奖。

　　彼时，马克昌不会使用电脑，全稿都依靠“爬格子”的方式一笔一画手写完成。四年间，他每天坚持伏案写作，常常写到手指酸痛、视力模糊仍不肯休息。为确保资料翔实准确，他参阅日、德、法、意、俄等多国相关著作50余种，对不同国家的刑法总论知识系统梳理、比较分析。从概念界定到理论辨析，从制度比较到经验借鉴，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有时为核实一个国外法律条文，他多方联系海外学者获取权威资料；为厘清一个理论争议点，他反复研读相关文献，直至形成清晰观点。2001年8月，这部凝聚他心血的著作完稿，2002年10月正式出版。

　　这部著作论述精辟、思想深邃、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被法学界誉为“比较刑法原理之集大成者……是一本最全面的教科书和专著”。2003年，该书斩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成为当年我国法学界唯一获奖书籍；此后，又荣获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双重国家级奖项的认可，充分彰显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如今，五本厚厚的手稿被收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珞珈文库。泛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见证着马克昌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与崇高情怀。通过公开展出，让学子们得以直观感受马克昌先生严谨细致的治学风范，体悟其深耕学问的钻研精神。

　　面对阻力，马克昌没有退缩。多次沟通无果后，1990年1月12日，他联合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其他7位常委，在武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一个质询案，明确指出此案属于公安机关越权办案，必须依法纠正。这份充满勇气的质询案，最终推动武汉市政府限期督办。武汉市公安局不仅退还了卢某的财物和罚款，还书面汇报了工作失误的原因。更令人动容的是，当卢某事后拖欠甘肃某私营企业款项避而不见时，马克昌又以长辈名义写信劝说，促成还款协议达成。“他的较真，只为维护法律公正；他的热心，只为让百姓感受到法治的温度。”他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

　　“证据是案件的灵魂，没有证据就不能立案，形成不了证据链就要撤案，天王老子打招呼都不行。”这是马克昌反复强调的执法理念。在他看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百姓身家性命，容不得半点马虎。河南某地曾发生一起荒唐案件：三名法官依法执行经济案，却被当事人捏造事实诬告。受理法院仅凭某领导批示，就判处三人有期徒刑三年。相关部门在复查时发现判决不公，却因种种原因不敢撤销，只好带着案卷专程向马克昌请教。马克昌仔细审阅案卷后，依据法律条文和证据规则，明确出具了“应以证据定性”的法律意见书。他的意见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责成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错误判决，为三位法官洗清了冤屈。

　　在重大社会案件面前，马克昌更是顶住舆论压力，坚守法治初心。2009年5月，湖北省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舆论众说纷纭。作为法学权威，马克昌多次出席司法部门研讨会，客观发表专业意见。案件判决后，社会争议仍未平息，部分观点情绪化严重。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他在《法治日报》发文，明确指出该案定性及法律适用正确。文章发表后，争论很快平息，但他因此遭到部分人的攻击。面对非议，马克昌坦然处之：“一个有良知的法律人应秉公护法、坚持真理，不应被舆论左右。”这份不迎合、不盲从的坚守，正是法学家风骨的生动体现。

　　2007年，正值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实施的关键期。已逾八旬的马克昌怀着对故土的深厚眷恋，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河南省西华县，在县委礼堂为全县政法干部作了一场高水平的专题讲座。面对来自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以及各乡镇基层的数百名政法干部，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结合当时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适用问题，深入剖析了基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热点难点——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把握到正当防卫条款的具体适用，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到农村常见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内容扎实，切中要害。讲座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释，又穿插了他在“两案”（、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及长期司法咨询中积累的鲜活案例。他特别强调：“基层政法干部身处执法第一线，掌握的是百姓对法治的最直接感受，一言一行关乎法律尊严与人心向背。办案不仅要合法，还要讲情理；既要坚守刑法谦抑性，又不能放纵犯罪。”整场讲座持续近两个小时，现场数次响起热烈掌声。这场饱含桑梓深情的回乡授课，是先生对故土法治事业最真挚的反哺，为基层执法者筑牢了信仰之基、淬炼了专业之力。

　　马克昌的一生，是“学品与人品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生动典范。他深耕法学数十载，著作等身，撰写的刑法专著影响深远，全国超过百万法学学生曾捧读其著作，从中汲取法治智慧。他曾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等职，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为刑法学研究指明方向。马克昌还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他提出的“限制死刑适用范围”“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等建议，切中司法改革要害，被纳入相关政策制定考量，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相较于学术上的辉煌成就，马克昌在育人之路上的耕耘更熠熠生辉。“先做人，后治学”——这六字箴言是他教书育人的核心准则，更是他一生德行的凝练。60余载春秋，他悉心培育的法学“马家军”遍布学界、司法界、政界，成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他的学生至今仍铭记恩师教诲：“马先生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以刚直不阿的品格为我指引人生方向。在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先生的法治理念始终是我坚守的准则。”“老师一生刚直不阿，有副侠骨柔肠，他的人格修养像春雨般润物无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凭借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的卓越建树与深远影响，马克昌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爱护。时任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多位国家领导曾亲切接见他，对他为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继续深耕学术、培育栋梁。2011年，马克昌积劳成疾，卧病在床。消息传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牵挂他的病情，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密切关注治疗进展，反复叮嘱湖北省和武汉大学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救治保障工作，协调国内顶尖医疗专家为他会诊，提供全方位治疗支持。这份关怀，既是对一位法学大家的敬重，更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